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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病重一段時間了，對周維權先生的辭世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但先生矍鑠、凝重的身影，沉靜、博學的風姿始終縈繞于心懷，失卻持重可敬師長的痛楚深切。

　　周先生開始作為我專業(yè)教育的老師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大二，周先生就擔當我們設計原理的授課和課程設計輔導，直到1958年帶領參加國慶（十周年）工程的設計，日夜“摸爬滾打”在一起，每每給予專業(yè)和做人的啟迪。當時課程設計中有的年輕輔導教師給思想活躍的同學送新穎的設計方案，設計做好了師生都很光彩。周先生輔導的設計卻是根據學生的思路循循善誘，著眼于打牢專業(yè)的基礎。

　　周先生從豐富多彩的園林建筑入手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園林，造詣精深。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城建總局編列科研課題，周先生加入以汪菊淵先生為首的“中國傳統(tǒng)園林史研究”課題組，承擔早期發(fā)展時代的園林部分，開始更廣泛的考察研究。經長期鍥而不舍得研究和積累，終于1990年寫成出版《中國古典園林史》這一具時代意義的巨著�！皻v史園林是具有生命的文化遺產”，我國明代以前的園林遺存已成鳳毛麟角，對這樣一項綜合性極強的工程藝術門類的深入研究，要靠在浩如煙海的史書、詩文集、地方志、筆記里面涉獵，進行專業(yè)的提煉；在抽象的文字中看出具象的園林，在薄薄的紙面中演化出藝術的空間序列。對于工科出身的周先生，怎不令人敬佩。對于明代以后的現存園林，周先生都親歷考察、體驗、測繪，做出分析判斷。《中國古典園林史》一書內容精湛，影響深遠，一經問世得到業(yè)界的廣泛的信任和引用，也是我的案頭常備。每每工作和寫作中遇到問題都要向之求教；大家討論問題也是習慣以書中的觀點為依據。

　　周先生并沒有停步于已有的成就，再經十年的砥礪《中國古典園林史（第二版）》于2000年印行。新版較原版做了大量的補充和修正，僅篇幅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強。周先生深入研究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構成元素，探索不同階段的演進脈絡和發(fā)展規(guī)律，形成的多種類型；周先生還特別著眼于世界獨樹一幟的風景式園林的特點、卓著的成就以及對外的傳播和影響。周先生在歸納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成就時同樣做出了“造極于兩宋，元明和清初尚能承其余續(xù)”的中國傳統(tǒng)園林發(fā)展高峰期的判斷。中國傳統(tǒng)園林特有的風格，一以貫之數千年的發(fā)展，直至清代，具有很強的典范性和代表性，因而周先生統(tǒng)稱之為“古典園林”，我覺得是確當的。周先生對中國園林學科的學術貢獻豐厚，當接過周先生親筆簽名的贈書時真如掌握著周先生學術成果的厚實。當年在學會和雜志社都為宣傳推介第二版作了一些議論和相應的組織工作。正逢2000年去日本開會，就帶了一本送給佐藤昌老先生，相信老先生會感到比他的《中國造園史》全面而深刻。

　　改革開放以來，周先生也投身于風景名勝區(qū)的工作，成為保護和規(guī)劃我國珍貴的自然文化遺產的先行者之一。1985年春，在云南討論大理風景名勝區(qū)的總體規(guī)劃，請了包括國務院法制局的領導和許多專家參加，周先生恰好是大理人，當然不能缺席。周先生對家鄉(xiāng)蒼山、洱海、大理古城充滿感情，考察中周先生一路給我們介紹南詔國軼事，崇圣寺和三塔的原貌，蝴蝶泉白族風情，喜洲“一顆印”民居特征，還有蒼山的望夫云和洱海弓魚等等，真的有如回到了當年的學校。會后一路考察剣川的石鐘山石窟、石寶山寶相寺；攀登賓川海拔1780米的雞足山，達云中金頂的楞巗塔，察玄武巖多棱體節(jié)理，訪金殿舊址惜古跡遭人為損毀；北上考察麗江古城，達玉龍雪山腳下，不見玉龍真面目，遂到金沙江轉彎處訪石鼓；南下經臨滄，直到景洪，考察西雙版納雨林，訪橄欖壩傣樓，曼聽緬寺；然后再經普洱到路南石林、大疊水。全程一月有余，沿途山路盤旋，幾次壞車換“馬”。除周先生外，同行的還有朱暢中、謝凝高、甘偉林先生和云南省建委張發(fā)明處長。一路考察討論，為早期風景名勝區(qū)的資源保護，規(guī)劃、建設和管理提出創(chuàng)意，也為風景名勝區(qū)的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和規(guī)劃規(guī)范等行政和技術立法思路形成支撐意見，這其中周先生的學識和智慧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1996年周先生的《中國名山風景區(qū)》一書的出版是對風景園林事業(yè)和拓展現代風景園林學科的新貢獻。

　　周先生傾心于中國的風景園林研究，獨辟溪徑，成就驕人，但也決不泥古守常。周先生主張向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借鑒，但認為新時代的“園林必須立足于現實情況”，“向著現代化方向的復合、變異”。周先生對改革開放以來到國外建園林，往往搬用成熟的歷史名園或裁取其中一角的做法不以為然，認為這不能代表中國的現代成就。周先生應邀出席的各種研討會、評議會、評審會都會發(fā)表具有理論高度、豐富的實證和獨到創(chuàng)意見地的意見，因而每每得到深刻的教誨。

　　周先生知識廣博，功底深厚，遇到問題向之請教都不吝指點。作為《中國園林》的常務編委，對于一些有難度的學術問題或者一些知名的作者的稿件，就會利用周先生的權威來請周先生做決斷。而周先生總是以寬厚的態(tài)度和鼓勵培養(yǎng)新人的視角來處理。1992年，為了IFPRA（國際公園和康樂設施協會）世界大會在香港召開，周先生應邀到香港做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學術報告，產生很大的影響。此后，香港建筑署、文化康樂署、房屋署遇到問題，有的設計都來找周先生。

　　周先生的學術造詣和成果在風景園林學界屈指可數，中國風景園林學會曾兩次推舉周先生為工程院院士候選人，但兩次遴選失敗，第三次時已超齡。對于學會來說是件憾事，而周先生則是淡然視之。學會成立以來周先生一直任常務理事，工作盡職盡責，發(fā)揮學術帶頭人的作用。為籌備改選第三屆理事會，周先生積極推舉學校新人代替自己，只因學會換屆推遲，周先生擔任學會的常務理事直到去世。

　　韓國東國大學的姜泰昊教授在清華大學讀博士學位，雖然周先生不是他的導師，但有關園林史學上的問題都去請教周先生，因而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一次我同姜泰昊一起去清華東三樓周先生的家里，在堆滿書籍的小屋內長談了數小時。姜對于中國著名大學的知名教授住在這樣兩居室的公寓內做學問很不能理解，這同姜在慶州的單棟式豪宅形成鮮明對照，我只能說周先生一生就是這樣潛心學術，嚴謹內斂，淡泊名利，不尚浮華。

　　師長長逝，悲愴莫名。謹以片段追憶，以解懷念之重。先生教誨風范，學術豐碑，留世永存。

　　作者簡介：

　　王秉洛/中國風景園林學會副理事長/曾任《中國園林》雜志社社長、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