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芒福德在1930年代就寫了《城市文化》這本書，書中寫到：“城市文化的構成狀況決定著最終產物的品相”，這句話和“品質與共享”的大會主題非常接近。品質的形成實際上和城市文化有關聯，文化的塑造是多方面的，城市運營過程中產生人類文明，而城市又是文明生活孕育的場所。不同的城市質量，影響不同的文化，最終影響人類自己，過去的城市會帶給我們這種強烈的印象。此外，地域、國家、制度也對城市形態(tài)和城市品質產生影響?？傮w來講，對城市品質的理解需要基于對城市發(fā)展變化的認識。

　　城市由于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形態(tài)、不同的分工而存在差異，例如北京、巴黎和巴塞羅那，從老城到新區(qū)的演進方式完全不同。但是也可以發(fā)現，城市間也存在相似性，比如發(fā)生在不同城市里的街道生活，成都人聚集在一起露天喝茶的情景，波士頓人在昆西市場街邊坐著聊天，看著游人，巴黎的街道上也分布著活動的人群……,不同的城市卻有著非常相似的街道生活場景，這些城市在演進過程中具有很多不同的經歷，但營造出的有品質的人的生活狀態(tài)又有很多相近之處。

　　不同地域、不同時間段的城市，在各自發(fā)展演進的過程中，城市更新實踐也會有相互關聯性，城市更新的討論應該深入認識其內在規(guī)律性，包括曾經有過的不同的經驗教訓和實踐認知。20世紀末的中國大都市，伴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fā)展，大量人口涌入、交通擁堵、住房短缺，而20世紀初的倫敦工業(yè)化快速發(fā)展帶來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同樣給城市帶來了持續(xù)的壓力和影響。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但驅動城市生長的城市化動力有近似之處，而且采取的更新改造方式，如建摩天樓、快速的機動車交通等，在美洲、歐洲和中國也是相似的。只不過經歷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后才發(fā)現，應對城市快速生長，采取的應對手段和方法是不是很準確？歐洲七十年代后開始反思，美國也試圖通過城市設計去改進城市建成環(huán)境，有些就是在修補過去犯下的一些錯誤。歐洲部分城市早早就發(fā)現了自己所采取的應對方式不妥，放棄了大拆大建，推到重建的一些策略。就中國當下所面臨的形勢而言，人居環(huán)境演進與聚焦生態(tài)文明、城市擴張發(fā)展與城鄉(xiāng)統(tǒng)籌轉型、追求文化創(chuàng)造與回歸人本城市，這些都是當下我國城市更新發(fā)展中亟待關注的重點。

　　城市更新的內涵演進

　　在討論城市更新演進的內涵時可以看出，每個時期采取的對策都有其時代特征和烙印，也反映了當時急迫的社會需求，并最終產生空間環(huán)境的回應與結果。城市風貌的千篇一律，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包括空氣污染在內的城市病，就是最終城市空間環(huán)境回應的結果。雖然應對需求做出選擇沒有錯，采取策略解決試圖問題也沒有錯，但最后的結果為什么不夠理想，這是值得深思的。例如，1940—1960年代，歐洲戰(zhàn)后解決戰(zhàn)爭對城市的影響，核心就是城市重建與城市復蘇，解決城市基本生活居住空間。到1970年代時開始討論城市更新，以及內城更新與城市再生。隨后到1980-1990年代的城市再開發(fā)與城市復興等。歐洲城市更新模式的轉變反映了對不理想的空間環(huán)境結果的深思和改變對策的過程。

　　城市更新最初緣起是應對經濟增長停滯問題，如何使經濟具有活力，如何處理社會問題，如何形成環(huán)境質量和生態(tài)平衡，一直是城市更新里討論非常核心的內容。但如何通過公共政策解決這些問題？無論是自上而下的，還是自下而上的，或是非正規(guī)的，很多都是將政策手段、空間策略和社會行動綜合起來，最后達成一個良好的城市環(huán)境品質。我國的更新發(fā)展也有理念變化的過程，早期在五六十年代就是解決短缺的問題，這個和歐洲五十年代非常接近。這樣一種方式就是修房和建房，把破敗地區(qū)改造建成房屋。再后來還需要更高的品質，就采取了完全重建的方式，大片城市地區(qū)進行改造。當然那個時候有“更新”、“舊城改造”等很多用詞，后來有了標準詞：“房地產開發(fā)”，但本質都是對城市更新過程。之后發(fā)現不用房地產開發(fā)，城市可以進行自我更新，可以有新天地模式，也可以有田子坊模式，可以一點點把文化和保護融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不同的城市再生環(huán)境。到現在再提更新時，出現了兩個熱詞：一個是存量和更新之間的關系，另一個是雙修和更新的關系。但還有一個詞也應該被納入進來，即把這次大會主題——品質提質和更新結合在一起。

　　此外，從理論演進的角度來看，可以從學習城市史、建筑史都會談到兩個人來分析。一個是現代主義的鼻祖柯布西耶，他寫了《光輝城市》這本書，希望巴黎用土地經濟這種方式改造，而巴黎為什么沒有用土地經濟方式塑造這個城市，而是追求空間價值？回答現代主義對城市的影響，詹克斯在《后現代建筑語言》這本書里，一開頭就危言聳聽地宣布：現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時32分在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城死亡。他用這么一個故事來告訴所有人，后現代主義思想應該成為新的建筑和城市主流。在那個時候，后現代主義取代現代主義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轉化。再發(fā)展就有這么一本書出現，叫《城市街區(qū)的解體——從奧斯曼到勒·柯布西耶》，書中做了大量研究，討論了歐洲很多傳統(tǒng)街區(qū)解體。在1961年的時候，兩個非常重要的學者，一個是芒福德，還有一個是雅各布斯，他們對城市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一個是在城市發(fā)展史角度，芒福德把土地空間、經濟空間、文化空間變成一個整體來討論，告訴讀者城市復雜的更高層次文明空間。雅各布斯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女記者，把傳統(tǒng)規(guī)劃精英思想全部徹底的批判，把城市建設成如此不堪的情景就是因為規(guī)劃帶來的影響。這對于如何理解城市以及城市的轉型發(fā)展都產生了極大地影響。

　　綜上，如果反思城市更新的話，一是要把城市更新的工作放到一個多元尺度實踐當中去做；二是相關制度的健全，這是城市更新應該努力去探索的；三是技術工具的支持應該更加多樣化，包括現在很多學者討論的社區(qū)更新中的居民參與；四是公眾參與的路徑，這是將來更多需要在城市更新里加以討論的。

　　城市轉型的問題梳理

　　我國的城市更新面臨著非常復雜的問題。

　　第一，景觀生態(tài)與安全格局，通過MIT的空間影像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大都市核心地區(qū)就是一個超高密度發(fā)展的狀況，且綠地資源相比其他國際化大都市呈現極度的短缺。

　　第二，地域文化與城市風貌，城市更新視角也要關注基于城市文化特色的風貌塑造，思考風貌被破壞了有沒有可能再進行修復的對策。

　　第三，土地資源與精明發(fā)展，一方面，土地資源對城市的發(fā)展有影響，新加坡高密度但可以建設成花園城市，我國高密度就建設出一些100米，30層的居住形態(tài)，而美國走的是另外一個方案：居住建立在汽車輪子上。另一方面，對城市理解的不同，也導致了我們城市更新改造路徑不同。例如，歐洲傳統(tǒng)的開放街區(qū)與我國的封閉小區(qū)，門禁社區(qū)、單位大院這些只有中國城市里才會出現，為什么中國有大院式方式，為什么大院門口還有門禁？原因其實很容易理解，即作為買了小區(qū)房子的業(yè)主，綠地使用都和自身有密切關系，小區(qū)打開之后周邊人都進來，“專有“的資源會被共享。這樣一個約定俗成，非常正常的空間組織方式，最后卻形成了非常糟糕的空間形態(tài)。

　　第四，鄰里交往與活力場所，尊重城市歷史依循的空間特色，注重城市魅力的挖掘和再造。例如，日本京都的歷史街區(qū)，吳良鏞院士設計的北京菊兒胡同。

　　城市更新的應對策略

　　第一，休養(yǎng)生息、生態(tài)修復與可持續(xù)精明化生長。古代城市講究城市山水格局和城市發(fā)展影響，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都注重城市形態(tài)生長。國外城市也非常注重城市大的格局，在遠景戰(zhàn)略里會有非常清晰的描述。例如，桂林對于山水城景觀格局的延續(xù)、華盛頓的城市遠景戰(zhàn)略、芝加哥的開放空間體系等。再比如芝加哥湖邊千禧廣場，廣場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不斷改造，不斷更新，底下有大量停車場，上面有綠化、公園、雕塑，只有當環(huán)境一點點形成時，我們才能理解更新是漫長的，而且永遠在滾動的過程。

　　第二，固本生根、城市修補與城市性特色化發(fā)展。在城市修補過程中對城市性應有更多理解和了解，怎么構筑宜人開放空間和城市生產形態(tài)，恰恰也是需要去做的。例如，美國園林之父奧姆斯特德為波士頓打造的“翡翠項鏈”，已成為影響城市形態(tài)非常重要的空間載體。更新需要的不一定是把所有存量都使其重新帶來土地經濟價值，而是應該通過政策的應對去帶來更多的空間價值，產生社會效益。國外把公共空間系統(tǒng)嚴格落地的經驗是值得學習的，如柏林所做的規(guī)劃中，在原本的城市中心設計了一條公共綠帶，當東西柏林割裂后，這條綠帶就成了兩個城市的邊緣地帶，而且東西柏林一直都延續(xù)了這條綠脈。在兩德合并之后，這條綠帶又重新變成城市最開放，最聚集的地區(qū)。所以城市形態(tài)、街區(qū)形態(tài)，一直是沿著歷史骨架一點點向外延伸。很多城市經歷了幾十年變化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蹤影，原因就是在不斷更新的過程中把自己的命運完全革掉，造成了文化基因斷裂。再比如羅馬，看起來街巷非常復雜，有些地方非常混亂，但卻是城市最重要的空間線路，同時也是文化的線路和歷史的線路。

　　第三，滋養(yǎng)城脈、包容共享與公共性品質化再生。存量也包括更廣泛的內容，例如，首爾的清溪川，過去把一條臭河變成高架路，現在重新恢復成一條自然水體時，帶領周邊地區(qū)不斷更新，帶來周邊地段土地價值不斷提升。雖然我國也試圖進行這樣的城市更新工作，但發(fā)現當中最難的地方是我們的城市被塞得太滿了。例如，本人在參與2008年對北京的什剎海進行更新設計的時候，最大的期望就是將周邊的綠地設計成可以讓市民、游人便捷活動的地方，不做過多的雕塑小品，因為這個地方的歷史不需要用一個牌子告訴別人，周邊環(huán)境就是歷史的存在。再比如，德國的波茲坦廣場，通過地區(qū)的更新，最大程度上修補了城市周邊環(huán)境?，F在的很多工作都可以在相應的歷史階段找到影子，如我國現在較熱的街道的導則編制工作，開墻打洞等與奧斯曼改造巴黎城市街道的方式和理念相似，在如何進行街道控制改造以及街道兩邊地塊的再開發(fā)等方面形成一套城市塑造的規(guī)則，使最后的空間結果形式非常統(tǒng)一。街道空間就是生活的載體，街道兩邊如何形成街道的空間，街道的高度，街道兩邊建筑立面的控制等需要進一步研究，完善街道導則的編制。

　　第四，激發(fā)活力、市民參與與社區(qū)性多樣化營造。巴塞羅那的公共空間也是經過幾任市長不斷的營造，才使大家在92年奧運會時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巴塞羅那。反觀我國的三年空間環(huán)境整治，一年做規(guī)劃，一年做推動，最后一年把環(huán)境收拾一下，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所以有些事情確實需要長效工作才能完成。又比如，波士頓的BIG DIG，聯邦和地方政府用15年時間花了150億來做這個地方的改造，雖然是為60-70年代的現代主義城市改造重新買單，但也帶來了城市公共空間的改變和營造。因此，現在的城市更新改造，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最大程度去改善公共空間環(huán)境品質，只有品質創(chuàng)造出來才能共享，怎么創(chuàng)造出品質，依然要有賴于規(guī)劃、設計，包括更新的策略，更新的落地。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充分的發(fā)動社會力量，社會整體上認識這一點，才有可能解決一點問題。例如，日本的古川町曾經經歷了非常衰敗的過程，包括河流被污染等，更新從河川修復開始，再慢慢修復街巷建筑風貌、傳統(tǒng)的風俗、文化，促使年輕人再回來，直到最后變成一個有活力的空間。

　　結語 

　　城市更新過程中的生態(tài)修復、城市修補可以在宏觀、中觀、微觀幾個層面上實現。從“宏觀格局保護，中觀街區(qū)管控，微觀場所營造”開展多尺度的城市特色風貌營造。具體的做法包括：加強城市基礎設施綠色化，更多強調生態(tài)和城市的綠色價值；通過制度的設計和創(chuàng)新，協(xié)調多元主體在更新過程中的利益關系，把資源進行更多制度設計、分配；見縫插針實的施公共空間改造，包括雖然沒有土地經濟價值，但有空間價值的街道空間；實現慢行友好，綠色出行的城市轉型；延續(xù)城市文化脈絡，通過公眾參與保護利用城市的歷史文化資源等等。

　　現在談更新往往會把存量放在前面，其實可以適當把存量的概念擺在合適的方向。因為談存量時，還是希望能獲得土地經濟價值。在有限資源更新過程中，不一定是簡單的空間再開發(fā)，但可以是空間再賦值，避免存量規(guī)劃進入新的誤區(qū)。另外，存量更新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很好地與生態(tài)修復、城市修補結合在一起。在存量資源的更新利用中確實需要制度設計和制度創(chuàng)新，一是加強存量空間資源利用規(guī)劃理念創(chuàng)新；二是推進城市規(guī)劃轉型及規(guī)劃師角色轉變；三是完善存量資源規(guī)劃編制技術與管理機制的變革；四是以理念更新帶動存量更新制度環(huán)境與政策法規(guī)體系的完善。

　　（作者為中國城市規(guī)劃學會常務理事，學會城市更新學委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